1971年7月9日，北京，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开始了一场改变国际格局的会谈。此时，中美已经隔绝二十多年，双方都清楚，桌面上的客套话解决不了台湾问题，也掩盖不了彼此之间的深刻分歧。
基辛格此次来华，并不是普通访问。为了避免引发外界过早猜测，他以巴基斯坦访问为掩护，经由伊斯兰堡秘密抵达北京。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牵制苏联，中国也需要打破长期孤立的外交局面。双方有共同利益，却没有谁愿意轻易放弃原则。
会谈中，台湾问题始终绕不开。基辛格试图释放善意，表示美国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周恩来没有顺着这句话往下说，而是直接指出，美国长期支持台湾当局，已经使中国对这种承诺保持警惕。
这种谈判风格，后来给基辛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周恩来讲究礼节，却不回避矛盾；语气平和，立场却十分清楚。基辛格曾感慨，周恩来是他所遇到的最有魅力的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从这次接触中明白，中国不会因为急于改善关系，就在主权问题上退让。
有意思的是，外交上的缓和，并不意味着国内所有声音立即改变。中国报刊和街头仍会出现批评美国的内容，基辛格对此一度感到疑惑。周恩来向他解释，中美两国表达意见的方式不同，中国习惯通过标语和群众宣传，美国则更多依靠报纸与舆论。看似细小的误会，背后其实是两种政治文化的差异。
基辛格真正见到毛主席，是在1972年2月访华期间。那次会面时间不长，却让他重新认识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谈话方式。毛主席没有准备冗长讲稿，谈话常从国际形势转到历史、哲学，再从哲学落回现实利益。
尼克松谈到国际关系时，毛主席有时用十分简洁的话回应，有时故意把问题抛回给对方。话说得轻松，分寸却拿捏得很准。他并不急着在每个问题上争论输赢，而是把更大的战略方向摆出来，让对方自己意识到：中美关系的改善，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现实利益之上。
基辛格后来形容，许多政治家讲话依赖稿件，毛主席却能信手拈来，甚至在半开玩笑之间表达严肃观点。这种自如并非单纯的口才，而是长期革命实践形成的判断力。一个经历过战争、谈判和国家重建的人，面对复杂局势时，往往不需要把每句话说满。
毛主席的魄力，还能从抗美援朝的决策中看出。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面对装备占优的美国军队，中国并没有把战争理解为单纯的军事较量，而是把新生政权的安全、东北边境的稳定以及远东格局联系在一起。
战争并非没有困难。志愿军缺少现代化装备，后勤补给也十分艰苦。毛主席并未幻想速战速决，而是强调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个思路看起来朴素，却避免了用己方短处硬碰对方长处。
1950年冬，长津湖地区的作战证明了战场环境的残酷；1952年秋至1953年春，上甘岭战役又成为阵地战的典型。志愿军付出重大牺牲，迫使对手重新评估中国军队的作战意志。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战争以停战方式结束。
基辛格研究中国时，无法绕开这些经历。他看到的毛主席，不只是会谈桌前的老人，也是能够在国家力量极其有限时作出重大判断的战略家。那种判断未必每次都能立刻得到理解，却往往敢于承担后果。
1975年，基辛格再次来华。毛主席当时身体状况已经很差，说话困难，仍坚持会见这位美国客人。据有关回忆，谈话过程中，他甚至需要借助纸笔交流。病痛限制了表达速度，却没有削弱他对国际问题的关注。
谈到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时，毛主席依旧没有含糊其辞。美国若想真正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就必须处理对台关系以及中国主权问题。这个立场从未因为会谈气氛融洽而改变。
会面气氛一度严肃，毛主席还以“东风压倒西风”作比喻，调节现场气氛。话语带有幽默，立场却并不轻佻。基辛格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反差：毛主席可以谈笑，也可以在关键问题上寸步不让；可以把复杂问题说得通俗，又能迅速抓住其中的核心。
据相关记载，基辛格前后五次见到毛主席。次数并不算多，但每一次都发生在中美关系的重要节点上。毛主席身上那种“压倒一切的魄力”，并不是声音洪亮或姿态强硬，而是在国家处于艰难条件下，仍敢于作出选择，并把原则、利益和风险一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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