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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一门非常古老的知识探索学科，但却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术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就国家和市场关系的本质而言），无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作为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家，以及经院哲学家和那些提出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哲学家。16至18世纪重商主义学派（the mercantilist school）的兴盛，是政治经济学知识探索的一个关键发展。重商主义学派呼吁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苏格兰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系统的经济学著作，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83年）的政策分别在理论和实践上体现了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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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在18世纪中期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作为对重商主义的回应，当时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90）、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76）和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开始以系统而不是零散的方式进行研究。他们采取了一种世俗的方法，拒绝用上帝的意志来解释财富和权力的分配，而是求助于政治、经济、技术、自然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事实上，斯密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提供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综合体系，它的标题传达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广泛范围。虽然这个领域本身是新的，但它所借鉴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它受到了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个人主义取向、意大利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发明的科学推理的归纳方法的影响。
18 世纪政治经济学家的许多著作都强调个人的作用高于国家的作用，并普遍抨击重商主义。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概念或许最能说明这一点，他认为国家政策在促进社会福利方面往往不如个人的自利行为有效。斯密断言，个人只想增进自己的福利，但这样做也会促进社会的利益，就好像他们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一样。这些论点使以个人为中心的分析和政策可信，以对抗重商主义者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
19 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1772-1823) 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思想。他的工作——尤其是他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概念，该概念认为，各国应该只生产和出口那些它们能够以比其他国家更低的成本生产的商品，并进口那些其他国家能够更高效生产的商品——颂扬了自由贸易的好处，并在摧毁英国重商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大约在同一时间，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1748-1832)、詹姆斯·密尔 (James Mill，1773-1836) 和密尔的儿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1806-73) 的功利主义将经济分析与扩大民主的呼吁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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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以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念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德裔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 年）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更系统的分析，将他的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与他所谓的斯密的“世界政治”体系进行了对比，后者在处理问题时，似乎不存在国家边界和利益。19 世纪中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年）提出了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最终形成了他巨著《资本论》，该书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
斯密、李斯特、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都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整体研究，但在19世纪后期，这种研究逐渐被一组更加狭隘和方法论传统的学科所取代，这些学科都试图阐明社会的特定要素作用，不可避免地以牺牲更广泛的社会互动视角为代价。到1890年，当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1842-1924) 出版其《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在大学中已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等独立学科所取代。马歇尔明确地将他的学科（经济学或经济科学）与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并将前者置于后者之上，这一举动反映了学术界普遍朝着方法论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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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在焦点和方法论上变得越来越抽象、形式化和专业化，政治经济学得以复兴，为理解复杂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和事件提供了更广泛的框架。当今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涵盖多个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比较研究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首先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后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回归其作为对个人、国家、市场和社会进行整体研究的根源。
正如许多政治经济学家的分析所揭示的，在实际的政府决策中，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对两国来说都充满了困难。此处省略一万字......
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与当代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有趣，部分原因是这两个学科都声称自己是斯密、休谟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思想的继承者。政治经济学植根于道德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规范性研究领域，而经济学则力求变得客观和无价值。事实上，在马歇尔的影响下，经济学家们努力使他们的学科变得像17世纪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1642-1727)的物理学一样：正式、精确、优雅，并成为更广泛智力事业的基础。1947年，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出版了《经济分析基础》，将复杂的数学工具引入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分叉就此完成。主流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经济科学，将其更广泛的关注点远远抛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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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可以从它们对国际贸易相关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中看出。例如，对关税政策的经济分析侧重于关税对各种不同市场环境下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的影响，包括完全（或纯粹）竞争（几个小供应商）、垄断（一个供应商）、买方垄断（一个买家）和寡头垄断（少数供应商）。不同的分析框架研究关税的直接影响以及对相关市场经济选择的影响。这种方法通常是数学的，基于行为者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旨在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假设。尽管这种经济分析表面上是一种价值无涉的行为，但它往往隐含地假设，从社会角度来看，最大化经济行为者利益的政策也是可取的。
与关税政策的纯经济分析不同，政治经济分析考察影响关税政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压力和利益，以及这些压力如何影响政治进程，同时考虑一系列社会优先事项、国际谈判环境、发展战略和哲学观点。特别是，政治经济分析可能会考虑如何利用关税作为一种策略来影响国家经济增长模式（新重商主义）或全球国际贸易体系中可能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偏见（新马克思主义分析）。虽然政治经济学缺乏严格的科学方法和客观的分析框架，但其广阔的视角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关税政策的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并非纯粹的经济性质。
国家和比较政治经济学
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一国经济中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的相对平衡。这一争论的大部分可以追溯到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的思想，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5-36年）中指出，由于某些价格（如工资）存在粘性，市场没办法快速出清，失业问题会长期存在，政府应利用财政政策以确保充分就业。所谓的凯恩斯主义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发生在各国政府试图减轻20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的影响之时，它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政府相对于私营部门的规模扩大。在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导致自由主义的内涵逐渐发生转变，从主张相对被动的国家和由市场“看不见的手”引导的经济，转变为主张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以促进增长和维持就业水平。
从20世纪30年代起，凯恩斯主义不仅主导了国内经济政策，还主导了二战后布雷顿森林国际经济体系（Bretton Wood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的发展，其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的成立。事实上，凯恩斯主义被所有政治派别的国家所实践，包括那些信奉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美国和英国）、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例如瑞典），甚至法西斯主义国家（例如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西方国家经历了“滞胀”（stagflation），即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出现，这一现象与凯恩斯的观点相矛盾。其结果是古典自由主义（也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成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1981-89) 和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1979-90) 的经济政策的基石。在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货币主义（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货币供应而不是财政政策）支持者的带领下，新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士认为，国家应该再次通过出售国有产业和促进自由贸易来限制其在经济中的作用。这种做法的支持者影响了国际金融机构和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他们坚持认为自由市场将带来持续的繁荣。
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认为，该理论忽视了自由市场过多的负面社会和政治后果，包括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破坏环境。20世纪90年代，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该协定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区。自1994年生效以来，该协定引发了大量争议，人们争论它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创造了还是减少了就业机会，以及它是否帮助或损害了墨西哥的环境、劳动条件和当地文化。
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家、市场和社会（包括国内和国外）之间的互动。它既是经验性的又是规范性的，在研究中采用了复杂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例如，理性选择理论家从最大化收益和最小化成本的角度分析个人行为甚至国家政策，而公共选择理论家则关注政策选择如何受到公共和私人组织惯例中内置的激励因素的影响或制约。从计量经济学引入的建模技术通常应用于许多不同的政治经济问题。
试图理解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家经常研究政治机构（如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司法机构）的影响以及官僚机构对公共政策的实施。政治和社会行为者（如利益集团、政党、教会、选举和媒体）和意识形态（如民主、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也被衡量。比较分析还考虑到国际政治和经济条件在多大程度上日益模糊了不同国家国内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界限。例如，在许多国家，贸易政策不再严格反映国内目标，而是考虑到其他政府的贸易政策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行为。
许多社会学家关注政策对公众的影响以及特定政策所享有的公众支持程度。同样，社会学家和一些政治学家也对政策主要是由上层精英还是由下层公众产生的程度感兴趣。其中一项研究就是所谓的“批判政治经济学”（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它植根于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对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当代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的追随者）来说，政府管理经济不同部分的努力被认为有利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道德秩序。就像税收政策一样，政府政策被认为是支持富人或精英的利益，而不是大众的利益。
最后，比较分析专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国家在国际经济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他们还研究了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形成了国家、工业和劳工之间的“社团主义”伙伴关系，而在其他国家却没有；为什么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劳资关系存在重大差异；不同国家采用何种政治和经济结构来帮助其社会适应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何种制度促进或阻碍了发展进程。比较政治经济学家也研究了为什么东南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相对成功，而大多数非洲国家却没有。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研究由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不同的社会制度（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社会群体（如当地的农民、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一个地区的移民，如欧盟，以及所有国家跨国存在的穷人）的相互作用所产生或受其影响的问题。它探讨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的作用以及霸权问题（一个国家在部分或全部世界上的物理或文化主导地位），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后果。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往往因所研究的问题而异。问题可以从几个不同的理论角度来看待，包括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商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密切相关，他们关注民族国家在争取权力和安全的竞争中相互竞争的利益和能力。自由主义者对人类和国家构建和平关系和世界秩序的能力持乐观态度。经济自由主义者尤其会限制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便让市场力量决定政治和社会结果。结构主义思想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分析，关注社会的主导经济结构如何影响（即剥削）阶级利益和关系。这些观点中的每一种都经常被应用于几个不同层次的分析问题，这些分析指出了冲突的复杂根源，这些根源可以追溯到人性（个人层面）、国家利益（国家层面）和国际体系的结构（缺乏单一的主权来防止战争）。例如，分析美国关于墨西哥移民的政策必须考虑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模式以及边境两侧的国内利益。同样，在泰国和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内和国际利益是由贸易、金融和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国外经济危机通过贸易和金融联系或通过安全安排或移民流动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世界里，国外和国内的区别变得像经济和政治的区别一样不确定。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在苏联和美国冷战时期（1945-1991年）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的。最初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国际安全，但后来包括经济安全和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包括跨国公司，国际银行，卡特尔（如欧佩克）和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家和国际安全战略。由于各种戏剧性的国际经济事件，如1971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和1973-74年的石油危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在冷战初期，政治学家强调美苏关系的现实主义或强权政治维度，而经济学家则倾向于关注国际经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1945年开始统治大部分国际经济的制度和规则。然而，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元的不断贬值以及美国在贸易和国际收支方面的巨额赤字削弱了美国进行战争和支付战争费用的能力，从而破坏了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关系。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石油危机期间，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的美国国务卿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发现，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帮助，他无法理解这些问题。这些事件促使人们寻求一种多学科的方法或观点，这种方法或观点借鉴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以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理论、概念和思想，以解释各种复杂的国际问题。它并没有导致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发展，而是强调了旧的、更综合的分析类型的持续相关性，这种分析类型明确地寻求追踪政治和经济因素之间的联系。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关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包括国家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中的生存能力、跨国公司在产生冲突中的作用以及“新全球经济”的增长。以及与公平、正义和公平相关的各种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率以及这些国家对富裕国家市场的依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W.W. Rostow）和其他研究西方经济发展的专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受西方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紧张、无序甚至混乱的时期后，最终会“起飞”，发展就会发生。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许多发展问题专家（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似乎没有发展或变化不大。例如，德国出生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认为当发展中国家与西方接轨时，它们就会变得不发达。社会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著作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发展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认为发展确实发生了，但只发生在少数半边缘国家，而不是那些仍然为发达的工业核心国家提供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边缘国家。
这些主题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很明显，当时一些政治和经济上强大的（主要是西方的）跨国公司被指控在发展中国家的工厂里，在不卫生和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下剥削妇女和儿童。这些案例和其他类似案例被一些结构主义者视为“逐底竞争”的证据，在这种竞争中，为了吸引国际企业的投资，许多发展中国家放松或取消了工人保护法和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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